中国下半年经济走势牵动人心，面对货币供应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及通胀预期，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决策层须尽快做出选择。

　　对于宏观调控手段的选择，有两种不同主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积极采用货币价格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为防止通胀及进一步抑制房地产泡沫，央行的货币政策要具前瞻性，应尽快加息，只有加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资金成本过低带来的经济持续过热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央政府的房地产新政对挤压房地产泡沫已发生一定作用，各地交易量开始萎缩，预计还将会有明显的价格下降。对房地产的调控，影响了国内投资，也连带影响了消费，股市下跌明显，对未来的投资和消费已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欧洲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欧元贬值降低了中国对欧洲的出口，还需适当保持内需增长。若此时继续加大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可能会对下半年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不赞成加息。这部分人还认为，此前在实施旨在对房地产泡沫进行遏制的新政时，决策层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导致的变化及对我国经济影响估计不足，此时不能再紧缩了。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前一段的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4万亿的投放及相应的大量信贷配套，导致部分热钱进入资本市场，也加大了通胀预期，股市和楼市泡沫的存在不容忽视。但是，尽管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存在通胀压力，但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高，一定程度上也属输入性通胀国家，国内物价水平与国际物价水平相关度逐年增加。此外，我国实行外汇管制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在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并坐拥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因央行因结汇持续买入美元(等外币)而向国内市场投入人民币，为通胀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和流动性过剩(如今年资产泡沫的增加和去年及今年初天量放贷等)提供了巨大助力。

　　有外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通过通胀解决问题。就是说，进来的钱多了，物价就上升，物价上升到一定程度，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就减弱，顺差就逐渐消失。这种以物价上升抵消过度竞争力的做法，不利于社会稳定。

　　既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通胀压力也与国际整体情况正相关，那么美国和欧洲的通胀走势，也是我们考察未来通胀的先期重要指标。短期内，欧洲和美国仍在防止通缩和衰退，但长期看，欧洲为解决债务危机创造出来的巨额信用货币，没有实物经济做物质基础，将会给欧洲和美元区域带来长期通胀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宏观调控应如何把握时机与火候，采取什么手段，就变得相当敏感和具技巧性。

　　传统上说，我国是行政主导的国家政体，善长以行政手段，如额度控制、窗口指导、行业性进入障碍和行业贷款控制等，对经济进行调控。这次的房地产新政，就属于这类行政调控手段。其实，西方国家也并非完全排斥行政手段，特别是在某些非常时期，如这次金融风暴到来之际，美国政府就在国会授权下使用纳税人的钱对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政策性拯救。而价格手段，无非是宏观调控手段的一种。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最主要还不是通胀，而是流动性过剩。加息对房市和股市无疑具有抑制过热的信号意义，但加息无法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如前所述，流动性过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投入、外贸顺差及外汇管制(人民币结汇)等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而不是资金成本过低导致的，因而流动性过剩很难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哪怕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对流动性进行控制，其效果也比加息好，如最近央行在发行央票时适当提高利率的做法，就较可取。

　　政府官员(当然也包括一些学者)当然希望有一种万能的货币政策，能够同时顾及诸多调控目标，如通胀、持续增长、汇率稳定、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外贸顺差和金融体系安全等，但运用一刀切的宏观工具如加息，可能在打压房地产泡沫的同时，也压垮了其它本应扶持的行业。因此，在外汇管制、汇率制度和政府参与投资等职能未得到彻底改革之前，将行政主导的有针对性的行业调控政策措施(如新政及后续可能的房产税等)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化工具结合运用，与价格工具——如加息等方法相比，在目前阶段更能有效及稳妥地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也比较容易实现多重调控目标。

　　当然，存款利率长期低于通胀率，即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现象，不应长期存在。如果存款利率比通胀率还低，那谁还去储蓄呢?只能去投资房地产、股票或进行囤积商品等投机活动了。我们毕竟是一个有节俭传统的民族，高消费不是主流，也不符合低碳。长期来讲，存款利率应该提高，起码应该是正的。因此，加息是迟早的事，但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加息时机不对，带给市场经济已过热的强烈信号，影响投资信心和消费意愿，有可能真正应对付的流动性过剩未消除，反而导致通缩或衰退，则得不偿失。